1953年7月15日清晨九连阳，长春郊外还带着夜雨的凉意，奠基礼的礼炮划破空气，一汽的红色围栏内涌进了成百上千名工人。就在那一刻，许多人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：中国要自己造汽车，不再依赖进口与馈赠。此事从表面看是一座厂房的开工，实则酝酿着一场关乎尊严与雄心的工业突围。
将时间拨回1940年代末。解放军进北平城时，毛泽东乘坐的还是一辆美式威利斯吉普。车身狭窄，他的双腿屈得很不舒服，护卫笑问：“主席，换辆大些的吧？”毛泽东摆手：“先打下江山要紧。”那句玩笑，道出了新政权的物资匮乏。彼时全中国登记在册的汽车不过区区两万余辆，且大多是战时残车，能跑的没几台。
新中国立国后，苏联援助陆续到来。斯大林赠送的那两辆吉斯轿车外形气派，却没空调，夏日闷热得像蒸笼。工作人员用铜盆盛冰块放在车厢内，降温效果有限，但毛泽东仍常邀周恩来、朱德同坐。有人揶揄：“坐满了更热。”毛泽东笑答：“热一点怕什么，我们的国家正在烧旺炉火。”随口一句玩笑，折射出他对重工业布局的急切心理。
展开剩余75%对外依存度高，很快暴露弊端。五十年代末，中苏关系骤降至冰点，配件、技术说断就断，外国报纸冷嘲热讽：东方大国连稳定的轿车线都没有，更别提高端车型。讥笑声传到北京，毛泽东沉吟片刻，交代身边人：“传话给工厂，先把能拉面粉的卡车造出来，再造能坐得舒服的轿车；等有了经验，再试试别人不敢想的尺寸，做辆最长的。”一句话点燃了长春工人的血性。
1956年，第一批解放牌重型卡车驶下生产线，轰鸣声振得厂房钢梁作响。紧接着，东风牌CA71小轿车在1958年呈到中南海。这辆车采用六缸发动机，最高时速128公里，外观模仿当时的欧美车型，但镶嵌的三条镀铬饰条象征“大跃进”口号中“三面红旗”，中国味儿扑面而来。毛泽东检阅后只是点点头，他要的远不止一辆能跑的轿车。
1960年起，军方提出特种防护车辆需求，参与研发的工程师们发现最大难题并非装甲，而是底盘承受重量的能力。资金短、人手紧、缺设备——墙上贴满了“自力更生”四个大字。年轻技师韩家福回忆：“我们把苏联‘吉斯115’拆了又装，测一根轴能扛多少吨，图纸都磨破了。”最终，1965年，第一辆防弹“红旗CA772”开出厂门，车身钢板可抵御7.62毫米子弹，车窗玻璃厚达五厘米。毛泽东却把首车让给了林彪，自己依旧使用旧车，说是“实验品先给急用的人”。
时间推到1972年2月，尼克松访华。欢迎车队里，红旗轿车排成长龙，美国记者惊叹：“中国人居然造出了这么大的排量。”可当夜他们在宾馆写稿时，又讥笑“外型老旧”。嘲笑声再次刺激了长春设计所，“要做就做世界少见的”成了共识。一项代号“773”工程悄然启动：打造10米加长礼宾车。设计图纸长达十几米，挂在车间墙上像一面银灰色幕布，每条线条都承载技师们的倔强。
1975年春天，试制样车总装。整车八扇对开门、四排座椅、气动悬架、自动液压转向，采用12缸发动机，最高时速仍能维持110公里。车头“红日东升”标识采用珐琅工艺，车身侧边镶嵌金色浮雕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车辆驶出车库那天，旁观者自发鼓掌，掌声里夹杂着难以言说的骄傲。
遗憾如影随形。1976年9月9日凌晨，10米红旗尚在做最后的动态测试，首长警卫局突然接到噩耗：毛泽东在北京逝世，享年八十二岁。长春工人闻讯，全线停机默哀。工程师许长林隔夜赶到北京，想把样车送去，但决议已下：主席灵柩将用防弹CA772护送，10米红旗暂不启用。许长林说：“车子造出来了，可他再也坐不上。”一句话说完，车间里一片沉默。
10米红旗最终只生产了这一台，编号CA770J，是当时亚洲最长的礼宾车，后来被陈列在中国第一汽车博物馆。外宾站在车前，总会惊叹于它的尺寸，更多人却不知背后的故事：一位领袖用尽心血想证明中国能造、敢造、一定能造。
纵观二十余年，毛泽东的座驾轨迹几乎与共和国工业曲线重合——从草原上驯服的小黄马，到载着创业团队颠簸的吉普，再到冗长宽大的国产红旗，每一次升级都是一次自我证明。对技术瓶颈的攻坚、对嘲弄的反击、对自主的执念，都浓缩在那一辆辆铁疙瘩里。汽车只是结果，更深的意涵在于一个民族对工业化的渴求和意志。因为有人认定“要造最长的车”，后来的人才敢想更遥远的目标，哪怕代价是毕生心血九连阳，也要把“中国制造”四个字钉在钢板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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