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中野将原本的“中野”改为“二野”，并成立了9个军、3个兵团。然而，陈再道并未获得兵团司令员或副司令员的职位，甚至连军长的位置都没有给他安排，而是被调往了地方军区担任司令员。
陈再道是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，一路从排长升到了军长，是个有战功的能打仗的军事指挥官。在抗日战争期间，他曾在386旅陈赓的麾下工作，率领东进纵队在冀南开辟根据地。他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刘邓的认可。解放战争初期，冀南军区的主力部队改编为第二纵队后，陈再道开始参与大规模的兵团作战，他与第一、第三、六纵队共同作战，成功夺取了定陶战役、豫北战役和鲁西南战役的胜利，并且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斗中，第二纵队的表现也非常出色。1949年，第二纵队改编为第十军，由杜义德担任军长，他不仅是第六纵队的原政委，还兼任了兵团副司令员，而比杜义德资历更深的陈再道则被调往了后方工作。当时，河南的大部分地区已被解放，只有豫北的安阳、新乡，以及豫南的一些城市尚未解放，且当地土匪猖獗，需要一位有经验的将领来负责地方的安定。 另一个原因是，陈再道的资历高于陈锡联和杨勇，他担任副职显然不合适。二野的司令员大多都是在军事和政治上都非常有经验的将领，像陈赓政治和军事双全，陈锡联和杨勇也都来自政工系统。如果单纯选会打仗的司令员，杨勇的资历可能排在王近山之后。刘邓首长认为，兵团司令员不仅要具备军事能力，还要考虑政治、外交等多个方面的因素。当陈再道得知自己被调往后方时，他心里十分不甘，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继续在前线作战，而不是被留在后方做不太重要的工作。事实上，许多指战员当时的心情可能与他相同——大家都去前线了，留下自己一个人，心里难免有些孤单。然而，河南军区司令员的职位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担任的，它的重要性与兵团级别相当，且与新中国成立后的省军区职位也不同。1949年，每当一个兵团解放一个省，都会设立军区并由一位司令员兼任该职。像福建军区由叶飞负责，浙江军区由王建安负责，陕西军区由杨得志担任，湖南军区则由肖劲光担任等。 实际上，类似陈再道的人并不只有他一个，像王树声和王宏坤也被安排在了地方工作，并没有去担任主力部队的职务。他们的资历甚至比陈再道还要深厚。当时，河南和湖北地区的安定，对渡江作战至关重要。如果后方不稳定，前线的作战必然会受到影响。说实话，陈再道和第十军的战友们已经共同战斗了十多年，结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，因此当他得知自己被调离后，心里确实非常难过。工作交接后，他便驱车前往开封。那时，河南的部队约有四万多人，组建了10个军分区，主要任务是剿匪和保障前线部队的粮食供应。当时的土匪力量有多大呢？经过一年多的剿匪作战，陈再道和部队成功歼灭了超过十万的匪徒。许多地方的土匪是从国军残兵败将中发展起来的，他们在一些山区占山为王，造成了极大的麻烦。尤其是在豫南的山区，如南阳和信阳等地，土匪依靠山区地形，使得大规模部队很难有效进驻。在剿匪的过程中，有时兵力不足，部队不得不请求上级批准，允许经过的野战部队在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协助剿匪。后来，第42军被调往河南，协助进行剿匪行动。新中国成立后，陈再道担任了武汉军区的司令员，成为了大军区司令员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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